长征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

新橙

2021-06-11

130周年,在当前国际斗争尖锐、复杂,国内改革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形势下,缅怀他的丰功伟绩,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、坚强的革命意志,学习他始终艰苦朴素,把党、军队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高风亮节的风骨,都具有现实意义。

“左”倾错误军事路线,致使中央红军和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。

1934年10月,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。 初期,领导权仍在博古、李德等人手里。 他们决定长征时,没有让时任军委主席、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参与。 在1941年9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朱德回顾说:“一切准备工作都未通过我。 ”当时,战略转移的意图是向西突围到湘鄂地区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,创建新的中央根据地,故而称之为“西征”。

参加“西征”的主力红军及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、军委纵队,共计8万余人。

如此大规模战略转移,朱德没有发言权,组织者却以非军事性方式实施。

12月1日红军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,保住了主力,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。

“长征就像搬家一般,什么都搬起走……整个司令部、党政机关、干部都很重要,连印刷机和兵工机器都搬出去,结果一个直属机关就一万多人,所以需要掩护的部队就多了。 因此,部队行动起来很慢。 ”汲取此教训,朱德、周恩来、王稼祥在12月4日发布命令,要求“检查携带的物资,不必要的立即抛弃或毁坏,使部队能轻装前进”。 “口袋里钻”,应改向敌力量较弱的贵州前进。 于是,中央召开紧急会议。

朱德命令各军团、各纵队“迅速脱离桂敌,西入贵州,寻求机动”。 但博古、李德仍主张北上湘西。 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,双方争论激烈。 朱德从挫折和教训中更加信服毛泽东的主张,他和周恩来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一起,否定了博古、李德仍要中央红军去湘西的主张。

12月19日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《通电》,决定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,从西北方转向贵州腹地,并要求红二、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,牵制湘军和川军,策应中央红军西进。

这以后,中央红军决定强渡乌江,直指黔北重镇遵义。 但博古、李德仍主张不过乌江,回头东进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

为此,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,对博古、李德提出批评,并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。

之后,红军突破乌江。 1月8日,朱德致电各军团、军委纵队领导人,“明日进驻遵义,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”。

12日下午,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万人群众大会。 朱德首先讲话,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这一道理,要干部战士们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

他宣传红军的主张,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、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。

接着,毛泽东等与遵义的群众代表也讲了话。

红军的主张得到当地群众热烈响应,之后十几天,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。 “围剿”和“西征”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。

会上,博古作了主报告。

毛泽东作长篇发言,批评博古报告中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,指出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,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。 毛泽东的发言没有原始记录,据陈云说,主要内容就是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的《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》。

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。

“如果继续这样领导,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

”1984年,伍修权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时还说:“总司令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是明确的,坚决拥护毛主席路线。

这是感人的,使人印象最深的。

”“如果继续这样领导,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”,在红军内部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,在此关键时刻具有何等的分量!英国著名学者迪克·威尔逊在《周恩来传》中说,红军到达遵义后,朱德的总司令部就设在柏辉章公馆,周恩来和朱德同住楼上。 据说,他(指周恩来)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,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。

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至关重要。 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。

“与会者的大多数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,这一点不容置疑”。

会议决定取消“三人团”,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、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,“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”。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在常委分工中,“以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”。

20多年后,朱德缅怀这一历史性决定时,赋诗说:“群龙得首自腾翔,路线精通走一行。

左右偏差能纠正,天空无限任飞扬。 ”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 6月26日,在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一致通过了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》。 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,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……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。 ”可是,在一方面红军决定出发北上后,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兵力大得多,个人野心膨胀,迟迟不让红四方面军北上,并要求首先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”,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。 为了维护红军两大主力的团结,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,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,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,朱德仍担任红军总司令。

为了团结革命队伍,朱德千方百计地尽量多接触红四方面指战员,说服他们北上。

时任红军前线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说:“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,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,调动部队。 ”他希望一、四方面红军指战员相互学习,取长补短,团结一心,渡过眼前的困难,争取更大的发展。 他的这些话,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。 朱总司令作风朴实,宽厚大度,平易近人,为接近过他的干部、战士所称道。

“朱、毛”总是心心相通。

1935年末,即12月31日晚8时,朱德在一、四方面红军分离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给毛泽东、彭德怀发电报。 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。

1936年元旦,他亲自电复朱德“本应交换情报,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,今接来电,当随时电告”。

接着,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各方面的情况和国际国内的时局向朱德通报。